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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个夏天,晚报是成都的白玫瑰

时间:2020-01-17 21:36

敬送城市英雄作者:六七第二只靴子沉重落地。今天出版的《成都晚报》在头版致读者:“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推进媒体转型升级,全力运营‘成都发布’和《成都晚报》新媒体,经研究决定,《成都晚报》从2019年3月30日起休刊。”短短几十个字,带走了成都晚报63年的非凡今生。它记录过波澜壮阔,它见证过沧桑巨变。它是这座城市不朽的英雄,它是一方晚霞忠诚的伙伴。除了一杯送行酒,它或许容不下其他液体泛滥、横飞——英雄自有英雄的风骨与尊严,何况,这应是一场喜丧。一时失辉的落霞也无须伤感,故友永远不死,只是渐渐隐于历史的深处。终究,规律是暴君,万物皆臣民。1一场命中注定的落幕成都报业的黄金时代落幕以后,白银或青铜并没有尾随而来。早在2010年,报纸就纵崖一跳,沦落为典型的长尾市场——放眼全球,也无不如此。在背后狠推一把的“凶手”,并非原本以为的门户网站,而是身处另一座山头的智能手机。苹果领衔,安卓蜂拥,人类的信息交互火速升级为anytime.全世界的报人都高估了粉丝的赤诚,而依旧低估了隔山打牛的乔布斯,尽管他早已声名惊天。报纸的瞬间失落,也印证了一种永恒的人性:被感激,不如被需要。大气候寒风凌冽,小环境险象迭生。在成都报业这片江湖,商报凶猛,华西雍容,早报锐气,晚报温存。与全部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另三家报纸不同,成都晚报在建国后不久即创办,2001年之前长期担纲党报的角色。不过,源远流长并非仅仅意味着底蕴和荣耀,也难免附带人力成本压力以及剪不断的“线团”。在对位竞争的天府早报搞改革,大刀阔斧,胜似重新洗牌。可对成都晚报下手,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免不了频遇壁垒。再说,报纸属性特殊,背后向来充满复杂的多方博弈。大佬认定它是糖果,市民寄望它是骑士,商贾祈祷它是魔方。薄薄几页纸,扛着好几座大山,半个多世纪下来,换作是谁,也都会有些累。只是精疲力尽的晚报这一次入眠,不会再看见明日的晨曦。2晚报读者的当年情临别如果有什么放不下,那必是读者——晚报乃至所有媒体的贵人。尤其在这座以休闲著称的城市,晚报不是成都的朋友,它根本就是成都的一部分。它陪伴过滚烫的毛峰,它沐浴过晚餐的锅气,它抚摩过花甲的皱纹,它迎来过学语的咿呀。在它落幕之际,你无须纠结于它是否足够勇武、犀利,其实,生活从来是在进取和妥协间切换的游戏,而世间最大的英雄,也绝非唐·吉诃德。只须记住,读者们曾经那么倾心于晚报。在原崇州市科技局副局长方驰眼里,晚报是一个童话。二三十年前,上班时捧着看,午休时在报栏看,晚上回家捎一份给老人看。商报面世之初,热情的群众常常口误为“欢迎成都晚报记者朋友来采访。”及至前几年,崇州山区“光棍村”的千亩梅子烂一地,晚报还纵声呼吁,梅子旋即热卖,农户们终于收获了血汗钱。中国长嘴壶茶艺第一人曾小龙,由成都晚报改变人生际遇。2000年,这名服务员从晚报招聘广告里看到“十万年薪招聘茶艺师”,从此开始自学长嘴壶茶艺,日复一日,终成行业内的翘楚。2013年,他随国家领导人首访俄罗斯,在克林姆林宫里露了把四川绝活,赢得了普京的掌声。“无论如何,我万分感谢晚报!”他感慨连连,难舍难分。1994年,华西医院廖志林医生由读者客串记者,写了一篇《医生给病人送红包》的新闻,报道了附一院心脏外科为患病弃婴治病的事迹。经晚报著名记者修改,获得了当年全国省会城市党报好新闻奖。如今,廖医生仍在华西医院,一面用医术治人,一面用新媒体治心。十几年前,市级劳动模范周惠蓉听说未来女婿是晚报记者,立即冲到报箱里取出报纸,四处查找他的名字。看到了,看到了!她匆匆赶去菜市,添了几个硬菜。饭桌上,周阿姨总是用余光打量着略显拘谨的小记者,多看几眼,她打开了珍藏了几年的白酒,自己先干了一杯。再多看几眼,她趁小伙去更衣,偷偷问自己的女儿:“说嘛,结婚你到底想摆几桌?”彭妮老师对它万分眷恋。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晚报伴随她所在学校的1000多名师生,共同度过下午第一节课前的读报课。在那个信息相对贫乏的年代,少男少女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从此坚信人生还有更多的可能。年过八旬的读者余旭,数十年来只看晚报。当年,他从不要邮递员送报,每天下午就在邮局门口守着送报的解放车,风雨无阻。捧着墨香的报纸,选读最鲜的新闻,是为最大的精神享受。读晚报的传统,已延续到孙辈,但可惜,如今不得不戛然而止。有人拨通新闻热线,借晚报“众人拾柴”,为寒门贵子送去学费。有人从地震的废墟中站起来,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晚报,心底生出希望之光。有人参与晚报“带父母乘飞机过中秋”策划,在双亲的眼睛里,看到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有人从小就翻完晚报才能酣然入睡,十几年后,在志愿表里填下了宿命般的新闻系。晚报是成都的白玫瑰,晚报是成都人的朱砂痣。时代比西伯利亚更冷酷,但关于晚报的往事,注定不会如烟。3那些渐行渐远的报人们几十年后,我垂垂老矣,回望青春,免不了要絮叨做报人的那些年。只是孙儿会拽着我的衣袖,脆生生问:爷爷,讲故事之前,你要解释一下报纸是啥东西,先。不妨用键盘按下快门,为我们这群成都报人留个掠影。关于这个群体的记忆,保质期可能远没有几十年。他从体制内杀出,呼啸而来,一手创办最具杀伤力的报纸。新闻、策划大手笔一再惊艳这座城市,商业才华更敲开了资本市场之门。“修齐治平”的文人夙愿未及一一兑现,命运却猛打方向盘,人生转瞬掉进了不可测的深潭。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吧。他被报界冠以某类报纸之父的殊荣,兼具雄才与大略。没有他开风气之先,全国的市场报还会在迷雾中兜转多年。在辽宁办报的半途而废,也许并不能损伤他的至高声誉。他仍是传媒界的一座灯塔,曾经、正在还将继续照亮后辈砥砺前行的征途。她曾从废纸篓里翻出过猛料,也曾接二连三奉献出轰动的新闻。最终,她因报道一名饿死的婴儿,触动谁谁敏感的神经,不得不离开了报界。但她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换了个空间,写出了爆红的《北京爱情故事》。他曾在黄继光部队服役,做过空降兵,早迈过知天命之年,却拥有30岁的体魄。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7+2”(七大洲最高峰登顶+徒步南北两极)极限探险的记者,他证明了在人类挑战极限的道路上,媒体人不仅是见证者、记录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他的每一个伤疤,都是媒体精神的勋章。他曾是最冷面的主任,只会在雄壮的线索或稿件面前,才会露出一丝淡然之笑。但当对手阵营里的老报人林一离世时,他为老友痛哭失声,失态得像个孩子,全无中年人的从容。从那时起我们才更体味到,新闻需要冷静理性,新闻人的内心仍可柔软如初。他和她在不同的报纸跑同样的城建新闻口。只因对方没有坦陈“我有独家”,他们不时在电话里咆哮指摘,把报社间的竞争,幻化为私人恩怨。而今,离开江湖多年的他们,以一个可爱的孩子回报了那段风云岁月。他打拼成医药界著名策划人,却在2016年“因病先走,切勿挂念”。她历尽报业二十年兴衰,远走台湾重拾少女时代的作家梦。他经商顺遂,茶叶品牌用了夫人的名字财源广进。他凭天生的新闻嗅觉告别社会底层,而今又创办了新媒体继续跟世界的混沌死磕。少有庙堂之高,多处江湖之远。报人同样为柴米油盐拨打算盘,却也在万籁俱静时,总记得仰望星空。已经离去的各自努力安好。正在离去的,也无须在不景之年过度叹息。原本,命运就是一头既狂又怂的黑熊。你仓皇逃去,它撒腿直追,意欲吃掉你而后快。你迎面怼上,握紧猎枪,它熊躯一震,转瞬满脸堆笑,还奉上一罐压箱底的蜂蜜。猎枪是坚毅,是勇敢,是奋斗,是识时务。4媒体人的危与机壮士迟暮,新媒体不必暗自偷笑。当年格兰特将军接受罗伯特·李将军的指挥刀,身着的是士兵服,连纽扣都没有扣上——对功败的英雄,丝毫不减由衷敬重。其实,新媒体何尝不是在红海中挣扎。在这个5G即将商用的时代,内容生产高度扁平化,每一个团队或个体,都能通过注册账号手握扩音器,跨过了资质门槛;信息接收订制化,今日头条依据读者偏好抓取资讯,绕过内容成本又黏性彪悍,搞得任何一家媒体都很头痛。更无论,人类越来越懒于动脑,越来越倾向沉浸式体验,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未来又将拥抱VR。尽管精品化阅读的时代正在到来,但这个市场容量,不可能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处于同一量级。专职媒体人的机会并不会触底反弹到当初的高位,倒是无数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岗位上,奇缺能生花的妙笔。在过往,它们难以找到发声的渠道,借力传统媒体,投入又过高。如今,任一行业的领导也可以大手一挥,表态“这稿子写得不错嘛,发公众号,所有员工必须点赞”,这架势,较之当年的总编辑更显意气风发。所以,在传统媒体“最坏的时代”里,报人仍可做出华丽的转身——只要你斗志未灭,笔锋仍健。叹息不是安身立命的拐杖。人生的要义,二战初期的英军海报就已昭然于世:Keep calm,and carry on.

虽然这并不能完全弥补纸报发行和广告收入下滑带来的损失,但从2011年推出付费阅读电子版,不过4年时间,数字订户已经远远超过了纸报订户,纽约时报的艰难转型,无疑给传统媒体打了一剂强心针。

2013年10月28日,粤传媒收购香榭丽传媒100%股权,交易价为4.5亿元。香榭丽传媒主营业务为户外大型 LED媒体开发与运营业务。该公司共开发运营了167块户外LED大屏幕,总面积超过2.6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主要的户外大型LED媒体运营商之一。香 榭丽是中国领先的大型LED户外广告运营商,屏幕资源优势明显,策划创意能力突出,未来将由一二线城市拓展延伸至三、四线城市。粤传媒通过并购来整合传媒 资源,既能提升整体盈利水平,又可丰富媒体形态,实现整合运作,扩大资源的商业价值。

同样也是在2005年,阿里安娜赫芬顿将自己之前一个籍籍无名的网站改版为博客聚合网站,《赫芬顿邮报》正式上线。十年后,这家互联网报纸已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它的成功秘诀与传统媒体别无二致:第一个进驻赫芬顿的博客作者是基辛格,随之而来的还有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布莱尔依靠这些舆论领袖,赫芬顿为受众提供了另一种权威和独家报道。而赫芬顿首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网络新闻作品《战场之外》,也是资深军事记者大卫伍德长达8个月采访之后的结果。

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专访《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2013/11/05 | 徐伟| 阅读次数:6350| 收藏本文

摘要:在北京市崇文区的幸福大街上,有一家生产光学镜片的六零八厂,这个厂曾研发和生产过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在工厂大院里头,有一栋六层楼的厂房,是现在的《新京报》社址。《新京报》创办初期的办公场所,是在不远处《光明日报》的办公楼楼顶,同事们喜欢称其“光明顶”。在创刊八周年的时候,《新京报》曾出版过一本《从光明顶到幸福大街》,记录了八年间,一万多名《新京报》员工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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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崇文区的幸福大街上,有一家生产光学镜片的六零八厂,这个厂曾研发和生产过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在工厂大院里头,有一栋六层楼的厂房,是现在的《新京报》社址。

《新京报》创办初期的办公场所,是在不远处《光明日报》的办公楼楼顶,同事们喜欢称其“光明顶”。在创刊八周年的时候,《新京报》曾出版过一本《从光明顶到幸福大街》,记录了八年间,一万多名《新京报》员工的成长故事。

两年过去,今年的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十周年。这份由《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传媒集团跨地域联合创办的报纸,经过十年的打磨锤炼,已经成长为大陆媒体中的佼佼者,用一篇篇有深度、锐度和温度的报道,以及许多犀利、敢言的评论,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并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在还没有新闻法的社会,《新京报》始终标榜“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这为他们带来巨大成就,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十年来,新京报社的利润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即便在今年,大部分媒体广告量大幅下降、甚至亏本运行的情况下,《新京报》的广告刊例仍然与去年持平,保持着超过7亿元的广告额。

在传统媒体普遍受到新媒体冲击的形势下,这样的盈利数据羡煞同行,但《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和转型压力,《新京报》未来的路要如何走,他们也还在摸索。

记者:《新京报》是大陆第一份由两家单位跨地域联办的报纸,你当时在接到改组《生活时报》的任务时,怎么会想到与南方传媒合办这份报纸?

戴自更:在办《新京报》之前,我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站长,在广东工作生活了11年。我1992年到广州,正好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当时珠三角改革建设风起云涌,我亲眼目睹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从创办到发展,再到在读者中流传着良好的口碑。还有一批顺应时代变革的报纸,像《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所有这些报纸都有别于传统的党报,更多采用了市场化的运营手段,加上更加符合新闻规律的现代媒体理念。

然而,当时北京的报人依旧得过且过;《光明日报》旗下的《生活时报》也是半死不活,欠了两三千万元的债,把《光明日报》的印刷厂都要拖垮了。很多人在混日子,觉得大不了《生活时报》垮了,就回《光明日报》去。报社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把这份报纸救活,当时给的头衔是报刊管理部主任兼《生活时报》负责人,我同意试一下。

领导给的任务是办成一份专业报或行业报,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前途,不如干脆做大一点,办一份都市报。在广东的经历和视野让我明确了,我们需要推动报业改革,以及怎样创造一份真正的好报纸,而当时南方报系,无论从办报理念、新闻专业度,还是经营模式上,都比北京的报纸至少领先5到10年,所以我想到与南方报业联合办报。

当时做新闻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大家碰到一起很投缘,觉得可以干一番事业,没想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搞了十年,觉得办报的环境依然如故。

记者:拥有《光明日报》这样一份党报和南方报业这样市场化媒体的两个血统,让你们与别的媒体有何不同?你们是如何将两者“无缝对接”的?

戴自更:我们走的是一条有别于传统党媒和传统都市报的“第三条道路”:将党媒的优势和都市报的优势对接,把深度调查报道这种杂志化的操作方式与日报类的常态新闻报道有机结合,在做好实践性报道的同时,强化观点性报道。

我们在一开始就有协议,由光明日报集团的人任社长,主持大局,由南方日报集团的人任总编,管内容,直到现在依然如此。这样,就可以把《光明日报》的政治资源和《南方日报》的经营资源、人才资源实现整合,可以以很少的成本把报纸办起来。

《光明日报》的政治资源,就是它是中央主办的报纸,跟中央宣传管理部门的关系比较好,在新闻操作上可以有更大空间;而《南方日报》的新闻理念、新闻操作、报业经营方面,还有人才培养方面,是其他报纸不能替代的。

我现在依然认为,如果没有《光明日报》的话,《新京报》不可能起来得这么快。即便南方报业来北京办一份报纸,也不会特别成功,因为没有政治背景的话,连刊号都批不下来。而如果只有《光明日报》来办这份报纸,也是不可能的,原来办过的《生活时报》就垮台了。所以《新京报》跨地区办报的模式是,实现优势资源的嫁接,强强联合。我们在取得成功之后,曾经跟杭州、上海、云南、武汉等地谈过,想要复制这种模式,但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他们担心外面引进来的媒体对本地媒体造成冲击,最后都被卡在宣传主管部门那一关。

记者:通过十年时间,《新京报》已经跻身国内最优秀的报纸行列,在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方面都获得了成功,总结十年的经验,你认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戴自更:首先,《新京报》的办报理念跟其他媒体不一样,我们的选择方向是“新型时政都市类报纸”。以前的都市报更多关注社会新闻和文娱新闻,很少关注时政新闻,把时政新闻给了党报。《新京报》尽可能把时政做得民生化,对读者的胃口,同时提高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的档次,把它严肃起来。不是为了新闻而新闻,而是尽可能找到规律性、根源性的东西来。因此,《新京报》一出现后,就带来了整个北京报业内容的竞争和改变。

其次,《新京报》坚持独立办报。这要感谢两个主办单位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没有太多的干预。事实上,我们比党报更知道什么样的新闻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包括我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一直争取《新京报》独立办报的条件,让主管部门不要直接干预我办报的内容。他们可以管方向和导向,但不要干预我们具体每天怎么做、做什么。当然,不可避免会与主管单位发生冲突,他们可能希望我们办成《人民日报》或者《光明日报》,但我们不可能那样做。主管单位可以设定框架,比如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新闻的基本规律,服从上级领导的一些指令,但在禁令出来前,我们已经报了,就不能说我们违规。

《新京报》经历过多位《光明日报》的分管编委,他们都很关心我们的成长,希望《新京报》能够办得更好。但是随着《新京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他们的上面也有领导。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上面的压力是难免的,我经常要写检讨,但我不会把上面给我的压力再层层下放,而是自己承担,否则下面的人就无所适从了。

再者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我们第一批创办人很多是从南方过来的,南方报人的职业精神和专业水准在《新京报》得以传承下来,他们在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操作方法上,比中国任何地方的媒体水平都高,这也是目前南方报系卓尔不群的原因。包括历任总编,都是南方报业里面非常优秀的人物,大家都是以新闻的职业精神跟专业主义作为工作的指导。

新京报人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违法事件,包括记者收红包、假新闻、有偿新闻,以及广告经营方面违法乱纪的事情,其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有,但《新京报》没有。我们做过这么多的负面报道,但从来没有给《新京报》带来任何麻烦。我们曾有一个报道,有许多领导人批示,把我们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查出问题来。最后证明是人家诬告我们,抵制我们的舆论监督。

越是按新闻规律办的报纸,越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国体中,如果不能坚持职业操守,就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被置于死地。

记者:2011年9月,《新京报》的主管单位由《光明日报》改为北京市宣传部,从行政级别而言,是从中央直属媒体降为地方性媒体,这对《新京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戴自更:坦率地说,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的报道空间压缩了很多。当年《新京报》改为北京市主办以后,主管领导曾经承诺过“5个不变”,包括办报理念不变、领导职务不变、员工队伍不变等,但这个不变是相对的,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变化。

过去我们是中央媒体,尽管有“属地管理”原则,但相对而言,我们的空间比较大,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做报道,不会有什么事。而现在降为北京地方媒体,空间就小了很多,到其他省市做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有时候还会引起地方不满。

不过,这也让我们看到,过去我们之所以做得比同城其他媒体好,并不是我们的本事真的比他们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束缚要比我们多得多,这也说明了一条基本的新闻规律,媒体受到的束缚越多就越难以有大作为。

记者:维基百科有评论说,《新京报》是大陆最会“打擦边球”的媒体之一,针对这些禁令,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戴自更:我不认为我们是“打擦边球”,我认为,只有不会报道的记者,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为什么《新京报》以前的负面报道那么多,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包括一些评论,别的媒体可能认为是禁区,但我们不那么认为,关键就取决于报道和评论的尺度、方法跟目的。像党代会、两会报道是《新京报》开的先河,以前大家都不做,觉得不是新闻,但我们做得很多很大,特别是全国的两会报道。这不是打擦边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问题。

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除非有明确的禁令不能碰。如果上面的禁令是“不能炒作”,那我就做小一点,只做一般报道,比如“动车事件不要炒作,以新华社通稿为准”,那我们以新华社精神为准,但是可以有自己的采访补充。

对禁令的处理方式取决于领导的担当,禁令说河北某事不能报,那么山东、湖南的同类事情还是可以报道的,领导没必要妄自揣测、举一反三。新闻最后的评判权和生命力,始终在于新闻的真实性,如果报道是负责任的,没有瑕疵的,那么即便会有“秋后算账”,也是可控的。只是执行纪律上有偏差,但是没有报道错。

记者:你作为社长是不是经常因为“触线”受到批评?

戴自更:我经常受到批评,但我不认为那是批评,很多事情我们是在收到禁令之前报道的。但现在信息时代越来越难做到,禁令很快就发下来了。如果真的受到批评,我就只能向上级检讨,“缺少大局观,政治觉悟不够,不能举一反三”。我做新闻,就没想着要做官,只会凭新闻原则、凭报人良知去做事,如果委曲求全、逢迎上级,我会觉得这是人格很卑微的事情。

违背新闻规律的事坚决不做

记者:《新京报》过去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现在的口号是“品质源于责任”,你们还说“是责任感让《新京报》出类拔萃”,我想知道,新京报人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何而来?

戴自更:其实很简单,做一行就要遵守一行的行规,做新闻就要按新闻的职业操守和专业主义办事,违背新闻规律的事坚决不做。我们国家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冤假错案,曾经大搞“浮夸风”,完全脱离现实,缺乏基本的新闻操守,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应该觉醒,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记者不能搞假新闻,不能收红包,搞有偿新闻,编辑不能胡编乱造、搞标题党。

我一直说,新京报人是很纯粹的,他们的“纯粹”不是“简单”,而是说没有太多功利心,大家的价值观高度一致,当碰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新京报人非常团结,报纸赋予了这些人相同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又反过来影响了《新京报》,所以《新京报》能够在大风大浪面前不翻船。

当年我办《新京报》有三个目标:一是要办国内最好的都市报;二是要办经营效益最好的报纸;三是要打造一支最职业的新闻队伍,经过十年,这三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我不敢说我已经办到了最好,但至少是最好之一了。甚至不止在中国有影响,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美国的图书馆里收藏了我们的创刊号,我们获得的荷赛奖、国际新闻专业奖很多。

既然我们都讲新闻报道要创造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维护公民的权利,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那么新闻人自己身体力行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每天有数十万上百万读者,要对得起他们。

新媒体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

记者:近年来,传统媒体受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大,甚至一些国际大报都破产或不再生产纸质报纸,《新京报》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冲击?是如何应对的?

戴自更:两年前,我还没有意识到新媒体能给传统媒体带来这么大的冲击,但是从去年开始感觉到了,今年的感觉更加真切。

传统媒体特别是都市报,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报业里是一枝独秀,创造了中国报业的辉煌,并且为中国的报人留下了一些值得自豪的本钱,但是从今年以来,我听到的消息是都市报的经营特别是广告下滑得比较严重。我觉得,新媒体完全取代传统媒体,是不太可能的,就像电视出来,也没有取代电台广播。但新媒体的出现,肯定会逼着传统媒体调整应对。

《新京报》今年的广告刊例与去年可能持平,实际收益大概有4%的下降,这在国内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至于发行量,因为今年的征订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数据还没出来,目前的订阅量和去年基本持平,这可能就是《新京报》比其他报纸品牌价值更好的原因。但我们也感到压力很大,我们以前的经营业绩都是两位数的提高,最高的一年是26%,十年间一直是上升的态势,但是从今年开始,可能就进入平台期,如果《新京报》没有在经营方式或采编模式上改变,这个平台期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现在我们搞集团化和多媒体经营,办了两个网站、三份杂志,开发iPhone、iPad阅读器终端,动员采编力量整合资源。原来的经营方式比较单一,只有硬广告。现在传播方式改变之后,除了硬广告,还会做一些论坛等活动,提供相近行业的探讨机会,为他们发声或营销,把广告做得更加贴近化,人性化,也更有针对性和市场效益。

另外在人才结构上也要有重大调整,需要更多复合型人才,把行业报道与经营结合起来,除了广告经营外,还要懂新媒体的经营。另外,在报社架构、平台建设、投资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上,都会作出调整,新媒体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但通过妥善的应对,应该可以度过。

有价值的数字产品,其实已经阐明了这家百年大报的两个秘诀。有价值,意味着提供别人没有的信息服务。数字产品,则是顺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而在这其中,“最好的计量指标就是高质量的新闻。”

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新媒体研究学者魏武挥提出,传统媒体已处于大裂变时代:传统媒体滑到了谷底,缺乏商业模式的新媒体又没有真正起来,内容的价值在迅速贬值,媒体人无论是身处哪端,姿势都很难受,一句话,媒体作为一个公司,已经跌破净资产了。此判断得到了颇多共识。

今年这个夏天,是一个不一样的夏天。对于美国传媒行业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着冰与火的季节。

同样也是在2005年,阿里安娜·赫芬顿将自己之前一个籍籍无名的网站改版为博客聚合网站,《赫芬顿邮报》正式上线。十年后,这家互联网报纸已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它的成功秘诀与传统媒体别无二致:第一个进驻赫芬顿的博客作者是基辛格,随之而来的还有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布莱尔……依靠这些舆论领袖,赫芬顿为受众提供了另一种权威和独家报道。而赫芬顿首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网络新闻作品《战场之外》,也是资深军事记者大卫·伍德长达8个月采访之后的结果。

作为中国营收最大的杂志出版商,时尚传媒集团2013年隆重推出全球首家时尚社会化媒体平台i时尚。时尚传媒集团应对新媒体挑战,主动出击,通过成立新 媒体事业部,整合全集团资源,最终完成时尚生态系统的打造。具体做法包括:刊物全面数字化;投资如Monogram等初创公司;发布时尚指数 TrendsIndex;联合品牌深度营销;开设时尚管理课程等,逐步探索出一条现代传媒机构全媒体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秘诀在哪里?纽约时报创新团队的一份报告如此总结:我们正在制作一种有价值的数字产品。

报纸;网络;传统媒体;纸质媒体;纸媒;新媒体;今日美国报;数字产品;纽约时报

2013年8月8日,南方报业集团正式与IBM、软通动力在江苏昆山签订合作协议,三方将共同在江苏昆山建立一个基于媒体的云计算中心。这次合作受到了 传媒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有可能给正在转型中的中国传媒业找到新的盈利方向。南方报业集团投入多年来积累的资讯产品资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新的技 术,可以让南方报业这样拥有海量信息数据的新闻集团找到新的商业模式。

有价值的数字产品,其实已经阐明了这家百年大报的两个秘诀。有价值,意味着提供别人没有的信息服务。数字产品,则是顺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而在这其中,最好的计量指标就是高质量的新闻。

6月末,美国唯一的全国性彩色对开报纸公布了“转身”的消息。甘耐特集团宣布,旗舰《今日美国报》将在未来5—6年停止纸报发行,旗下报纸与广电数字业务一分为二。至此,甘耐特成为继新闻集团、时代华纳集团、论坛集团和华盛顿邮报集团后,最后一个正式解体的同时拥有报业资产与电视资产的大型媒体集团。美国媒体感慨,以大型报纸杂志、影视娱乐“融合”为标志的“恐龙”时代结束了。

2013年,党报集团的加速整合并非上海一家。早在今年的3月3日,大众日报报业集团半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就已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共同组建青岛新报传媒公司,管理运营青岛早报、青岛晚报,在此之前已,大众日报报业集团已与潍坊、临沂、菏泽市报携手合作。

2043年第一季度,当最后一个精疲力竭的读者扔掉最后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那一刻将是新闻纸在美国的末日。2005年,菲利普迈耶在《正在消失的报纸》一书中提出的报纸消亡论,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围绕传统媒体何时消亡的争论就一刻都没有停息,传统媒体收到了不计其数的病危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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